哈尔滨的百姓听说王岗第三飞行队起义的士兵们牺牲、被俘的消息后，了解了日寇残酷镇压的暴行。人们把双眼紧紧闭上了，睫毛上跳动着的哀伤泪珠，随即滑落下来。这不是软弱的眼泪，也不是屈辱的眼泪。这是悲愤的泪水，是祭奠的泪水……

枪声划破王岗镇夜空

　　1941年1月4日,哈尔滨沉浸在寒冷和寂静之中。晚9时许,王岗镇伪满第三飞行队营区内,一阵枪声突然划破夜空。一小时后,枪声停止,夜晚又复归宁静。不一会儿,几十名士兵在卫兵值班室门前迅速集合,部分士兵乘汽车,部分士兵步行,在夜幕掩护下,离开王岗镇, 开赴郊外。第二天,没有发生过大事的王岗镇传出消息说,王岗飞行队起义了,打死了日本人……

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策划起义

　　每一次冒险起义，都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哈尔滨抗战的历史岁月，记载了一位党的领导人策划王岗飞行队起义的过程。

　　伪空军第三飞行队驻扎于哈尔滨南郊王岗镇，距王岗火车站仅一里多地。是继新京、奉天第一、第二飞行队之后，于1939年10月成立的。全队两个连共156人，其中日本军官及飞行员59人，伪军官兵97人。飞行队主要军官和飞行人员均由日本人充任。飞行队主要任务是配合陆军作战、侦察。日本人对其控制非常严，对伪军官兵管束就更加严厉了。平时官兵一律不准外出，士兵开小差被抓回来，要遭到严刑拷打。因此，士兵中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二连四班士兵刘远泰，1940年春节回双城县探亲，因妻子生孩子误了归期。他怕回队遭到惩罚，便在归途中投奔了活动在双城县的一支叫“庄稼人”的抗日山林队。此时，原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市委书记张瑞麟，在党组织遭敌破坏、与党失去联系后，也来到“庄稼人”抗日山林队。他在队内秘密进行争取、团结教育工作。此间，张瑞麟结识了刘远泰，通过刘远泰了解到伪第三飞行队的情况。刘远泰还曾向他表示，如果队伍能去接应，自己可以动员十来个弟兄出来抗战。张瑞麟对此十分重视。

 伪满日本空军战机

　　同年夏，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活动到“三肇”地区，在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群众的配合下，十二支队获得首战肇州丰乐镇、智取肇源城等一系列重大胜利。这些胜利给“三肇”人民带来了希望。张瑞麟很快与第十二支队取得联系，“庄稼人”抗日山林队被收编为第十二支队独立大队。张瑞麟将所了解到的伪第三飞行队的情况向第十二支队代理队长徐泽民做了介绍，并将刘远泰介绍给徐泽民。徐泽民和其他领导研究分析认为，在当前日伪统治相对稳定，抗日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如能组织伪军哗变起义，定会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同时也会振奋广大群众的反满抗日精神。于是，决定派刘远泰先去哈尔滨进行联络。

　　刘远泰下山走了，也牵动着张瑞麟那颗担忧的心。

刘远泰巧遇苏贵祥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12月15日，刘远泰来到双城县五家车站，准备在此乘车去哈尔滨与苏贵祥联系。正巧在这里碰见了到五家车站办事的苏贵祥。苏贵祥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以务农为生。其兄曾在东北军当过兵，“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抗日义勇军被日军打死，所以苏贵祥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后来被日伪当局征兵入伍，送到沈阳空军学校受训。结业后，他被分配到设在王岗的伪第三飞行队，任二连四班班长。他性格豪爽，富有正义感，在士兵中颇有威望。苏贵祥当兵后，又亲眼目睹日军肆意虐杀我同胞的种种惨景，心中深埋对侵略者仇恨的种子。他曾在知己和同乡中议论，准备找机会“干一件大事”。这次他和刘远泰意外相见，十分高兴。两人一起乘车来到哈尔滨道外区正阳头道街天乐园饭庄，边吃边唠。刘远泰低声对苏贵祥说：“我参加了‘红军’，就是在‘三肇’活动的抗联。”苏贵祥听后又惊又喜，连连询问情况。最后，刘远泰十分严肃地说：“我这次是受支队长徐泽民的委派，冒险到哈尔滨找你，希望你能带领弟兄们出来。”苏贵祥顿时两眼发亮，精神振奋，当即说：“行，行啊。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苏贵祥回队后，立即开始策反活动。经过秘密串联，很快联络了二连的栗金城、杜云发、龙兴国，一连的唐天赐、王忠等九人，他们又分别串联了自己的好友和同乡，成为这次起义的骨干。同时，他们对武器库等情况也分头做了调查，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1940年12月28日，应刘远泰之邀，苏贵祥带领栗金城、唐天赐来到双城县刘远泰亲戚家，召开秘密会议。他们四人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苏贵祥建议1941年1月4日这天举行起义最为合适。一是这天是周六，新年刚过不久，敌人有麻痹思想；再者日本军官家属在市内，他们每日通勤；三是这天是二连换岗值勤。他的建议，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他们推选苏贵祥为起义总指挥。1月3日晚七时，苏贵祥以新年聚会的名义，在二连士兵宿舍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参加者20余人。会上，他再次进行了动员，与会者一致示同意。

　　会后，刘远泰给张瑞麟、徐泽民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去。徐泽民、张瑞麟收到信之后，认为冬天起义，在雪地上没有办法隐蔽撤离。所以，他俩建议起义时间定在夏天青纱帐长起的时候为宜。这样，起义部队可以隐藏在青纱帐内，很快撤离。另外，也有利于抗联部队接应起义人员。就在交通员还在路上的时候，王岗起义部队由于失掉联系，起义时间又迫在眉睫，只好派刘远泰过江寻找徐泽民和张瑞麟。可是，因为抗联第十二支队与敌人连续激战，无固定驻地，所以刘远泰没有找到徐泽民和张瑞麟。

　　12月28日，刘远泰按约定时间第三次到哈尔滨，在火车站与苏贵祥、栗金城、唐天赐会面。当时形势危急，队内策反工作基本就绪。苏贵祥怕时间托久了，知情人太多；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鉴于这种情况，苏贵祥不同意延迟起义行动，遂决定起义时间为1941年1月4日。

苏贵祥指挥起义

　　在起义的十字路口上，年仅20岁的苏贵祥没有徘徊，没有犹豫，他果断决策，勇于担当，毅然选择了大胆起义的正义、光明之路。

　　1月4日这天，王岗伪第三飞行队营房内外依然沉浸在节日生活中。日本军官早已返回市内度周末，营区内只有两名单身日本军官和几名值日的伪军官。下午三时，一连向二连值勤班交接完毕。二连值勤班长龙兴国和往常一样布置完了岗哨。下午五时，龙兴国下令关闭营区大门和便门，断绝和外界联系。派三名士兵严密监视警卫值班室，五名士兵警戒王岗火车站的方向，防止有人外逃。晚七时许，各连例行晚点名。近晚八时，值日军官李德三准备就寝。时机已到，苏贵祥命令各小组开始行动，唐天赐、栗金城带三名士兵，迅速砸开武器库，取出机枪两挺、匣枪十支、子弹十二箱，全部运到卫兵值班室门前。杜云发带两名士兵打开被服库，搬出军服、棉衣等物资。陈裕民从车库开出汽车，装上武器、弹药、军服待命。苏贵祥命令切断营区内全部电话。一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起义战斗即将开始，而营区内的日伪军官对此仍毫无察觉。

　　晚九时整，苏贵祥带领五名士兵，迅速摸进一连值日军官室，将睡梦中的李德三等六名伪军官全部击毙。其他酣睡的士兵闻枪声惊醒，刚要起床，苏贵样一步跨进宿舍，持枪喝令道:“穿上衣服，不许乱动！”然后，大声对他们说:“二连士兵决定不再为日本人卖命了，今天下决心哗变起义。咱们都是穷哥们，希望一连弟兄和我们一起行动。一连多数士兵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惊呆了。片刻，他们表示服从命令。这时一名日军心腹企图逃跑，被值勤哨兵发现，一枪打死。枪声传到伪飞行队总部，总部三名值日军官，失魂落魄，拼命逃跑。一人被唐天赐打死，另外两人仓皇逃跑，迎面正好碰到苏贵祥，结果他们也当即毙命。悄悄摸进日军副官宿舍的栗金城等五人，见两名日本军官杉浦圭治、高本政治郎已被枪声惊醒，正要掏枪反抗。瞬间，栗金城等人五支枪齐发，这两个家伙立即命归西天。苏贵祥见营区内的日伪军官全部被打死，便发出撤退命令。这次起义共击毙两名日军军官、九名伪军，打伤一人，捣毁停在机场上的三架日军飞机。

　　晚十时，起义士兵在卫兵室门前集合。苏贵祥面对整编后的队伍大声说：“这次起义对我个人来说，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对大家来说，也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我们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抗日，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就是为了解放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要做光荣的中国人，要做光荣的抗日联军！”接着，大家把伪军的帽徽和领章扯下来，扔到地上。84名起义士兵在苏贵祥率领下，将奔赴“三肇”地区。

　　1月6日早七时，起义大队开进肇东县榆树林附近的郭字头井村休息。下午二时，一架敌人侦察机由西南方向飞来，发现了起义大队。下午四时，日军、伪军和警察两千多人分乘百辆汽车，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义部队。苏贵祥立即集合队伍，进入一个地主大院，并迅速做了战斗部署。不久，敌人呈半月形呼喊着向起义大队逼近，全体士兵凭着围墙掩护，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敌人见强攻不下，便用掷弹筒猛烈向大院轰击，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由于阵地狭小，孤军奋战，起义军伤亡很大。苏贵祥指挥战士拼命厮杀。但由于敌人不断增兵，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伤亡惨重。正当苏贵祥顽强指挥战斗时，突然一颗子弹穿进他的胸膛，鲜血直流，他摇晃着命令战士史登云烧掉文件及参加起义人员名单，冲出包围，投奔抗联第十二支队，说完壮烈牺牲。苏贵祥知道自己最终会倒下的，但倒下的他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更没有后悔。他有的是仇恨，有的是遗憾，有的是痛惜。

　　战斗仍然进行得十分激烈，起义士兵奋战至下午五时三十分，趁天黑开始突围。由于地形不熟、敌众我寡，突围人员多数被俘。起义最终失败。这次战斗共打死敌人32人，起义人员牺牲30人，被俘44人。最后，只有十名起义士兵趁黑夜冲出了重围。

　　伪空军第三飞行队起义事件，震动了日伪统治集团。在日伪当局认为“满军最优秀”的部队中，居然发生此事，令敌人惊恐不安。这次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反满抗日斗争的精神，在伪军中也起了动摇作用。 

　　1月23日，敌人在安达县萨尔图逮捕了刘远泰，关押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第四宪兵团。7月中旬，通过伪第四军管区军事法庭审讯，判处刘远泰死刑，将其枪杀于日军忠灵塔，刘远泰时年仅20岁。同时，被枪杀的还有九名起义士兵。

 伪满空军飞行队<?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prefix="o">

　　王岗飞行队起义失败了，起义士兵们的鲜血染红了雪白的苍茫大地。这是一场中国士兵与残暴日寇拼死的抗争；这是一场正义之师与邪恶军队的较量；这是一场爱国青年热血与炮火硝烟的战斗洗礼。一滴水中看世界，半圈年轮见精神。

　　安息吧，静卧在东北大地的起义勇士；

　　哈尔滨，千万百姓永远记住抗日英雄。

革命火种在哈工大燃烧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苦难一直伴随着广大劳苦人民。苦难的中华民族，你怎么能这样任人欺辱，任人践踏，任人宰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庄严的镰刀斧头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为了唤醒哈尔滨的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里，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此，星星之火渐渐点燃，并且在地下迅速燃烧、蔓延……

从参加“唤醒团”到建立“群进社”

　　1921年我们党组建了哈尔滨“唤醒团”,其宗旨是唤起民众,反帝救国。这个组织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北方名城的夜空，叫醒了漆黑世界的长眠。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比利时、中国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任外交总长，他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会上，签订了《九国公约》。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这三个公约统称为“华盛顿条约”。条约的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国际协定的性质，限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实质是在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列强建立对中国的联合统治。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灾难。

　　1921年11月消息传到哈尔滨,“唤醒团”发动群众进行坚决抵制和斗争。哈工大的中国学生首先起来响应,深入工人中进行宣传、演讲。1921年2月5日哈工大等30多个团体联合召开了市民大会,约3万余人到会。会后，一场漫天大雪扑面而落，西北风卷着冰冷的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然而，寒冷的大雪，没有挡住哈尔滨广大市民和学生的爱国热情。几万人在市内冒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行进在哈尔滨的大街上，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

　　一个小小的火种，尽管渺小，但它像一把划破黑幕的利刃，勇敢地闯进黑暗寒冷的境地。用弱小的生命，向死亡之谷亮剑。1924年冬,中共北方区派吴丽石(吴苓生)来哈尔滨开展党团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群众性的进步青年组织相继建立。哈工大以吴保泰、高成儒为核心,成立了“群进社”,发展社员12名。他们经常学习《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热烈讨论，交流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如余新灭、彭泽同学,参加活动一段时间之后,成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愿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群进社”还出版了两期刊物,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

从参加“驱沃”斗争到支援“五卅”运动

　　有谁能把同情和怜悯随便地送给别人，又有谁愿意倾听那些故事里的泪痕。1924年1月12日,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以为哈工大贫困学生募捐的名义,在铁路俱乐部(今哈铁文化宫)上演《中国官员之子》和《日本妓馆》两出戏。戏中穿插了中国人充当龟奴向日本嫖客跪拜哀求等侮辱中国人的场面,从而激起了中国观众的强烈不满,纷纷退出剧场,表示抗议。翌日,《哈尔滨晨光报》和《国际协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无比愤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2月19日,哈尔滨召开了4000多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哈工大一批学生在思想进步的学生带动下，自动组成自行车队,在游行队伍前后进行联系,既勇敢又活跃。后来，游行人员越聚越多，猛增到三万多人。在广大群众斗争的压力下,当局罢黜了沃斯特劳乌莫夫的局长职务,并拘捕法办。

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

　　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哈工大的高成儒、任栋梁等人组织同学走上街头,和法政大学、医专学校、许公中学的学生一起,分成几个小组,在道外区景阳大街演讲,散发传单。6月12日,哈工大学生代表到普育中学开会,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罪恶行径。会后，哈工大学生参加了募捐,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6月17日哈工大的学生们又到三十六棚铁路总工厂、老巴夺烟厂(今哈尔滨制烟厂),向工人家属介绍上海“五卅惨案”真相,散发了大量传单。在哈工大的带动下，商界也纷纷响应，踊跃募捐。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斗争,给哈工大的学生运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为哈工大党支部的建立做好了组织准备。

　　1927年5月,高成儒出席了在哈尔滨市召开的北满地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派他去汉口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用秘密方式给中共中央带去了这次地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

从建立学生党支部到成为反满抗日的中坚力量

　　金秋时节，是金色种子收获的季节。1925年9月和10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吴保泰、高成儒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又有罗纯华、申钟岳两名学生入党。这时,在哈尔滨市的五所大专和中学中共有八名党员。这年秋天,中共满洲地委(后改为满洲省委)决定,在这五所学校中成立一个统一的党支部,哈工大高成儒任党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前夕,哈工大党组织不断扩大,又单独成立了党团支部,学生孙宝忠任党团支部书记。1934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哈工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但是党的活动没有停止。哈工大成立了学生党支部,代号为“学习支部”,学生任庆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8月底学生张自杰任党支部书记,直到1949年9月哈工大党的组织公开。

　　从1925年起直到1949年9月止,哈工大共有中共地下党员50名,其中1945年8月以前的地下党员36名。在反动势力黑暗统治的岁月里,哈工大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没有屈辱偷生、俯仰由人,而是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起来,利用各种机会,采取灵活形式,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权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哈尔滨的尊严，哈工大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刺刀面前，毅然挺起了正义的胸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哈尔滨市成立了“青年反日同盟”,哈工大党团支部书记孙宝忠被选为“同盟”执委。接着,哈工大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有16名学生参加。他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主张。哈工大学生还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曾在东北工作过的栗静涵同学和另请的两名教官担任教练,随时准备参战。1932年,高成儒、申钟岳组织了哈工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黄铁成、杨永安等20多名学生参加。任震英、陈厚培参加了中共哈尔滨市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口琴社”,进行抗日宣传。同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任震英将“伪满洲国”的歌词改编成反满抗日的新歌词：“‘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群众起来,复此大仇……”侯竹友、黄铁成等人连夜刻印散发。不久,这首新歌在学生、市民和抗联的队伍中被广为传唱。1932年下半年,孙宝忠、黄铁成、于苏在哈工大组建了“青年反日大同盟”,出版了小报《东北反日青年》。8月1日,哈工大王语山秘密去上海,参加了全国反日反帝大同盟会议。哈工大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成为反满抗日活动的中坚力量。

从支援抗日联军到参加苏联红军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带来了日寇铁蹄的入侵，大东亚共荣圈的刺刀，挑断了和平的幻想。“九?一八”事变后,赵洵等人在校内成立了学生剧团,通过演戏进行抗日宣传。同时募捐,支援抗战。哈尔滨沦陷后，赵洵还和任震英一起,整日奔波,为抗日联军购买药品,连夜秘密送出哈尔滨。关志平冒着被捕的危险,为抗日联军转送现款、药品和情报。1934年4月,黄铁成、杨永安、关锡庚、李维藩等组织一批学生参加了抗联珠河游击队。一部分学生参加了抗日教导队,还有人到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后来成为抗联中赵尚志队伍的中坚力量。

　　为了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梁镇嵩、赵保康、高文瀚、朱景圉等先后前往苏联,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斗争。梁镇嵩参加了苏联红军,担任苏联红军一个炮兵团的团长。后来，不幸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1935年,于苏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任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秘书。1937年8月27日,刘唐领作为“中国欧洲实业考察团”的技术翻译前往苏联,该团实际职责是向苏联买抗日军用器材,刘唐领在航空小组，和中国飞行员一道学习研究苏联卖给中国飞机的性能,并做翻译。11月7日,他们应邀在莫斯科红场参观阅兵。

　　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哈工大的爱国学生毅然走上前线，哪怕牺牲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也义无反顾。在民族危亡之际，哈工大的进步学生，毫不犹豫地支援前方，哪怕捐出自己的一切，也毫不吝惜。他们中间有的人永远地走了，走得是那样匆忙，来不及和亲人道别，来不及说一句豪言壮语。但是，他们英勇献身的身影，却永远走进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从党组织被破坏到英勇就义

　　野草能死而复生，那是因为它的灵魂还活着。岩石粉碎之后依然坚硬，那是因为它的骨头不会屈服。在生与死的时刻，哈工大的革命者因共产党员的誓言选择了永别。这不是人间的永别，这是爱国精神的展示，这是坚定信念的传承，这是年轻生命的奉献。1934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孙宝忠同志不幸被日寇逮捕。在狱中，孙宝忠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组织绝食斗争,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1936年6月牺牲在狱中,年仅29岁。1937年4月15日和22日,哈工大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苏丕承、共青团员王宜生及青年学生胡振铎、李庭魁、张正伦,在学生宿舍(今南岗区复华二道街1号,即老校部楼)被日寇逮捕。4月27日他们5人在哈尔滨市太平桥圈河刑场英勇就义。而今，他们的图章、毕业证书、俄文笔记本、坎肩和自己装的耳机等遗物,被收藏在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张正伦烈士遗照

　　在反满抗日的严酷斗争中,哈工大共有28名青年学生被捕,其中党员6名、团员2名,共有10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坚定的信仰，是一块燧石，它能敲出星星之火；爱国精神是火，它能点燃熄灭的灯；中华民族是魂，它能凝聚千千万万民众百姓。

后人的回忆

　　当时，担任中共哈工大地下党支部负责人的李庭魁牺牲时，惟一的女儿李晶只有11个月大。

　　近年，哈工大筹建博物馆，李庭魁远在武汉的女儿李晶闻讯后，将父亲的珍贵遗物通过邮寄和委托亲友转送等途径捐赠给了哈工大博物馆。2011年5月13日，李晶夫妇在亲属的陪同下专程来校参观了哈工大博物馆，并又为博物馆捐赠了父亲参加抗日活动时期的珍贵照片及其他有关资料。李晶感慨地表示，这次来黑龙江虽然只有短短4天半的时间，但非常值得告慰父亲的是，国家和学校没有忘记他们。在哈工大成长起来的父亲，是她一生的敬仰和骄傲。

　　张正伦烈士的儿子张春生回忆说：“我爷爷曾是哈尔滨一家酒精厂的会计，家中经济还算宽裕。父亲兄弟3人，他排行老二，爷爷最喜欢的是二儿子。他的愿望是把这个聪明的二儿子培养成工程师，以便一家人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听母亲说，父亲爱与同学交往，心地善良，经常把爷爷给他的饭钱省下来给班级交不起学费的同学。有时他自己都不吃午饭，因此，爷爷十分心疼。尤其是当他发现父亲早出晚归，秘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时，更是忧心忡忡。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是女高学生，外祖父是搞建筑的自由职业者。那时，他的家境比较好，但为了抗日救国，他不能给父母尽孝，并舍妻抛子，真是一点儿私心都没有……

　　1937年，我三岁，姐姐七岁。那时我家住在南岗区马家沟分部街75号。由于哈工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暴露，父亲买好了去大连的火车票，准备转道去延安。我依稀记得有一天，家里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妈妈急忙领着姐姐和我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我家不远，都在同一条街上。我们来到一个半地下室，父亲与我们见面后，紧紧拥抱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会儿，他依依不舍地与母亲告别，走出了房门。那里有一个带铁栅栏的窗户，只记得我从那个窗户看着父亲走远了。这就是我与父亲相见的最后一面……

　　“父亲是1937年4月22日被捕的。正在怀孕的母亲在这一天的日历上画了一个三角号。这页日历，母亲一直保留至今。可想而知，年轻的母亲是在一天天数着日子，盼望父亲归来……

　　父亲牺牲后，爷爷悄悄地把尸体装进一个铁皮包着的棺材，存在太平桥。当时爷爷没有声张，甚至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母亲。直到1945年光复，爷爷才告诉母亲，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不久，中共哈尔滨市委召开抗日殉难者遗属慰问大会。当时，松江省省长冯仲云还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发给烈士家属相当于当时200斤高粱米价值的抚恤金。那时我十岁，从此才知道我们是抗日烈士家属。随后，按市民政部的决定，把棺木迁往当时的烈士陵园(二火葬殡仪馆)下葬。

　　“多年后，哈尔滨市决定撤消二火葬的烈士陵园，将遗骨火化，并迁往现在的哈尔滨烈士陵园。那时我才和母亲一起打开棺木。此前母亲一直怀疑棺内是否是父亲，但当打开铁皮棺木时，我们看到的父亲只是一堆白骨，衣服已成了碎片，唯有那双熟悉的皮靴子还能让母亲认出是丈夫穿过的。母亲悲痛欲绝，泪水洇湿了衣襟……那一幕，至今让我刻骨铭心。当时母亲让已经学医的我，看看父亲的骨头上有没有伤。我检验之后，看到父亲的头骨上有一个洞，牙齿少了几颗……”

　　安息吧，英勇就义的哈工大革命烈士们，共和国不会忘记，哈尔滨人民不会忘记，后人会把心中的那块圣洁之土留给你们。近年来，双城市委、市政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学生、双城籍校友李庭魁、苏丕承、王益升、胡振铎四位革命烈士在双城新建的烈士陵园里立碑。

 哈工大机械系学生张正伦烈士的毕业证书